“应对低生育”系列二：海外经验与我国特征

面对生育率持续下滑，欧洲地区如何走出超低生育率，东亚地区有何应对经验？基于我国人口特征和海外经验，我国或如何制定促生育政策？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一问：应对低生育率的国际经验？及时推出较高力度的现金补贴、产假政策等效果较好面对持续下滑的生育率，欧洲、东亚等部分经济体先后推出生育支持政策。梳理部分OECD经济体政策经验，其生育支持政策重点针对父母、幼儿、企业三大主体，包括生育津贴，托育支持，税费优惠、就业支持等政策及相关法律。整体来看，海外生育支持政策呈现方案系统化、多胎政策阶梯型，且由专门家庭福利负责部门持续推出完善。

    财政支持、产假长短等对提振总和生育率、育龄女性就业发挥一定作用。OECD 数据显示，各类生育支持政策中，财政支持、产假长短、正规的儿童照料对提振总和生育率、育龄女性就业发挥一定作用。其中，现金转移类的财政支持和托儿服务对总和生育率和出生率的影响较为显著，具体效果与各国经济社会状况相关。

    OECD 经验显示，在生育率下降初期及时推出，家庭福利支出达GDP 的2%-3%，政策后续效果较好。具体来看，法国、瑞典等地，财政支持生育力度较大、育儿制度体系更为完善，其总和生育率自2000 年左右快速回升，目前已升至警戒线以上。而韩国、新加坡生育支持政策尚未有明显效果，或缘于推出时间较晚、力度相对较低等。

    二问：我国人口变化的特征？占比较高、青壮年为主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也明显下降我国生育率持续下滑，从表象上看或部分缘于育龄女性占比下降，晚婚晚育现象明显。2003年以来，我国育龄女性占总人口的比重自呈现波动下滑的趋势，从2003 年的20.99%下滑至2023 年的16.96%。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逐渐自1978 年来逐渐上升，至2020 年达28 岁左右，同时我国女性粗结婚率自2011 年左右迅速下滑，至2023 年已不足6%。

    我国生育率下滑背后，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发展经验类似。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当前我国育儿成本、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就业率等均处世界较高水平。同时，我国15-6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自1990 年来虽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与欧洲、亚洲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处于较高的水平达70%左右，且我国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长仍呈现波动上行的趋势。

    此外，我国占比较高的流动人口，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差异等因素影响，生育意愿也明显下降。1982 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持续增长，截止至2020 年，我国已有3.8 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27%；其中，乡-城流动占比在50%左右，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差异等因素影响下，以青壮年为主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亦有所收敛。

    三问：我国可能的促生育政策？补贴、就业、教育、医疗等系统性政策支持或值得期待地方层面育儿补贴率先落地，呼和浩特补贴标准居全国前列。根据《呼和浩特市育儿补贴发放实施细则》，对2025 年3 月1 日起出生的一孩家庭发放 1 万元，二孩家庭 5 万元，三孩家庭 10 万元。截至2025 年3 月15 日，全国至少已有2 个省份、22 个地市级行政区出台育儿补贴措施；地方补贴政策普遍呈现阶梯式特征，重点向二孩及以上家庭倾斜。

    若呼和浩特模式全国推广，总补贴规模或超3700 亿元。参考2022 年新生儿结构数据及2024 年新生儿数量，地区平均补贴水平若全国推广，则所需财政总资金或在1076 亿元；若呼和浩特模式全国推广，则总补贴规模或超3700 亿元，占一般财政支出的1.3%。

    育儿补贴之外，针对就业、教育、医疗等系统性育儿政策支持亦值得期待。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除现金补贴外，亦需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例如：就业领域保障女性职业权益，建立企业政府育儿成本共担机制；教育系统发展普惠托育和课后服务；医疗完善妇幼健康体系和罕见病保障；住房提供共有产权房优先配售等支持；社区强化育儿资源供给等。

    风险提示：政策变化超预期，经济变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