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2020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分析：中流击水 奋楫者进

　　中国经济领先全球迅速复苏

    　　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逐渐加深；疫情演变成为全球公共医疗危机，不但为放缓的全球经济蒙上阴影， 而且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

    　　目前，中国的疫后复苏是领先全球的，IMF在今年6月发布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只有中国。从刚刚出炉的二季度经济数据来看，中国二季度GDP也超预期地实现了3.2%的增长。具体来看，工业生产恢复较快，6月同比增4.8%；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明显收窄；社会零售也逐步改善，6月降幅收窄至1.8%。外贸方面，上半年防疫物资、“宅经济”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近期主要大宗商品和重点农产品进口量增加，体现了内需复苏。此外，诸如发电量、钢铁产量、挖掘机销量、货运量等高频数据显示经济景气恢复，铁矿石高需求反映中国制造业复苏及投资周期回暖。

    　　潜在韧性助力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活力，我们一直认为它比传统指标显示出的更具韧性，这一韧性来源于富有潜力的居民消费和近年推进的供给侧改革（如注册制改革、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简化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上半年的经济减速主要是源于政府竭力遏制病毒传播（全社会基本也认可这一做法），但其实消费意愿并不会被真正打消；而且楼市价格也由于低利率而保持稳定（当然，“房住不炒”基调不会改变）。我们预计下半年政府会继续实施刺激政策（包括财政救济和货币宽松），被压抑的国内需求将得到释放；如果未出现难以控制的二次疫情，那么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会达到7%，这样全年将实现3%左右的增长。

    　　中美关系是最大外部风险

    　　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在外部环境方面，中美关系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中美关系自疫情后显著紧张，加上美国大选临近，中美外交博弈频现，短期内美国对中国的抨击或继续增加，并且许多国家将被迫在5G等问题上站队。

    　　对于受制裁实体，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主要方式包括限制其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融资，禁止与其进行过金融交易的国外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系统，以及切断美元获取能力和渠道，禁止使用美国或全球支持清算系统等。对于中国金融机构，2017年，美国指控丹东银行帮助朝鲜洗钱对其实施制裁，切断了丹东银行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未来中国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但美国不太可能将中国排除出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是各国进行交易时跨境支付的信息网络）。中美竞争也涉及到美元的主导地位，不过，美国过度利用美元影响力进行金融武器化的对抗也会带来反噬。

    　　近几年，部分国家为了摆脱美元霸权而开始去美元化，这一趋势可能会加速。因此，我们判断施以SWIFT的极端手段是小概率事件。

    　　警惕美国制裁，合规运营为本

    　　高盛近日发表报告称，因内地拥有强劲的外部头寸，即使海外资金受限制，其影响可控。美国不大可能对中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但不排除对个别机构采取行动。假若美国实施金融制裁，主要有三方面影响：一是限制中资银行离岸业务进而影响中国企业海外运营；二是金融市场可能会对美国制裁做出负面反映；三是对香港市场的影响程度大于内地。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今年一季度末，国际银行对中国实体债权约有3,578亿美元贷款，而三分之二的美元贷款借予内地银行，若离岸美元受到限制，将对中资银行及其贷款客户带来一定影响，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企业营运中断。

    　　总之，国家外汇管制使资本外流的风险相对较低，监管机构会及时跟进和遵循国际监管法律法规的最新要求。

    　　中资海外机构始终应重视合规运营，夯实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重视自我评估和检查，充分研究和防范美国长臂管辖（英国阿拉伯商业银行因与受美国制裁的苏丹客户汇款途经纽约的分行而遭受“长臂管辖”，支付罚金400万美元）等制裁措施，优化合规资源配置，平稳运营。

    　　“以内循环为主”不意味结束开放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攀升的情况下，中国于今年5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内循环”——习总书记指出“要深化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1日，习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如此解读这一新格局——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这一新提法绝不意味着结束长期以来的开放政策，而是反映出决策层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判断——中期内中国在贸易方面将面临许多挑战，因此内需将是更可靠的增长动力，并在当下发挥缓和外部冲击的作用。实际上，尽管近年消费增速较高，但中国的最终消费占 GDP比重仍相对较低，只有55%。要推动国内消费，还要增加对医疗健康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为消费信心形成托底保障；此外，加速开放金融市场，也可以抵消“自力更生”（特别是在部分关键科技领域）对资源分配有效性的影响。

    　　金融资源向消费和投资两大基础引擎的集聚力度更大“双循环”是全球经济重构背景下，未来“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保障，“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内涵丰富，既包括金融支持的实体产业领域(如科创、消费、制造业、新基建等)，更意味着超大规模金融市场本身。

    　　金融是“双刃剑”，巨大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遇大于挑战。

    　　一方面，整体国内消费（涵盖养老、健康、旅游等多个领域）金融需求更加旺盛，这将为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带来大量业务增长机遇。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随着国家着力改善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未来市场空间更大，商业银行资金和存款来源增多，将推动银行资产结构更加优化。另一方面，基建投资加大。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代表的新基建代表着数字经济的方向，是中长期内经济转型发展的重点领域。基建投资项目贷款周期长，是银行高生息资产的主要来源。

    　　挑战主要在于金融体系能否有效匹配实体经济发展需求，金融资源能否有效灌溉支持企业融资，这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多年发展以来的主要问题。一是金融结构不均衡。股权和债券融资比重较低，银行体系不能有效满足轻资产、少抵押品的新兴产业融资。二是居民财富增加，但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极低，投融资不匹配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2019年中国居民家庭配置金融资产比重为20.4%，较美国低22.1个百分点，房地产资产配置比例高达59.1%。